官场小说从未缺席文学史

  近日,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同名小说也随之热销,引发了人们对官场小说的关注。我们熟悉的官场小说大多反映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关于和反的力量角逐,实际上,官场小说并非今天的特定产物,回看历史,文学史上不乏它的存在。

  周梅森是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编剧,也是热销同名小说的作者。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自己被称之为“反腐作家”,但大概是不愿意《人民的名义》被称为“反腐小说”的。早在2002年,周梅森的另一部名作《绝对》出版,他在接受《文学报》的采访时明确表示:“我对小说中的特别关注,好像‘官场小说’‘反腐小说’此类说法都不能尽意,还是‘小说’比较合适。”

  作家会在意这些标签的差别,但是他的读者或许并不想细究其中的差别,在他们眼里,周梅森写的就是官场小说,就是反腐小说,《绝对》如是,《人民的名义》更如是。

  据研究资料介绍,“官场小说”这个概念始于湖南作家王跃文在1999年发表的《国画》。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朱怀镜的宦海沉浮故事,以虚构的荆都市为主场,描写了一批生活在此处中心和边缘的人物,其中有官员的腐化生活,也有官场的。据王跃文回忆,《国画》出版后三个月内便加印五次,但这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就连盗版都达到了两百万册以上,“中国最偏僻的县城,都可以看到各种面目的《国画》盗版。”读者或将《国画》奉为“教科书”,希望从中学到一些官场和职场的技能,或将其奉为“官场图谱”,以此窥得距之遥远的官场秘事。

  当王跃文得知,一些大学老师他们的毕业生阅读《国画》时,心中还是觉得悲凉。在他看来,古代的年轻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但当代年轻人却找不到他们的。王跃文宁愿《国画》“速朽”也不愿意它被当做社会“潜规则指南”。

  《国画》一度遭禁,不是因为它真的指导了人们社会生活行为,而是因为有人认为它了官场。正版的《国画》曾经在市面上消失,但盗版的《国画》依然流行。为此,作为一个写作者,原本为盗版名的王跃文宣布给盗版《国画》签名,想以此表达对读者的,他们并没有抛弃《国画》。

  2010年,《国画》正式再版。王跃文颇有感慨。这十年里,社会发展之快超乎想象,在1999年初版《国画》里,保龄球还需要人工计分,高尔夫还是一项稀罕的贵族运动,手机更是奢侈品,而到了再版的2010年,这些早已是寻常事物。

  《国画》催生了“官场小说”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当代反腐文学的开端。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以市场经济为大背景,描写官场力量角逐的作品数不胜数,如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绝对》《正道》,陆天明的《在上》《大雪无痕》等,其中不乏佳作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按说,人们对这一类作品并不陌生,但无论是电视剧的热播还是原著小说的热销,《人民的名义》的表现都惊艳得出乎意料,电视剧收视率遥遥领先,原著小说脱销加印。近几年来,我们的文化生活里着太多的玄幻宫斗、都市婆媳、心灵鸡汤作品,这样的正能量精品的确久违了。

  遗憾的是,读者总是喜欢在这些官场小说里寻找阅读的快感,自觉就站到了的阵地。但周梅森在另一部作品《国家公诉》里,就曾如此普通的我们:“当你地时,向现象和了没有?你有没有为达到自己某些也许是正当的目的去请客送礼?你是不是助长了的?”贰 送礼,魏晋的小说里就写了

  无论是往小了说的官场小说,还是往大了说的反腐文学,都不是今天市场经济的独有产物。翻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开始,对官场生活描写的民间声音就出现了,那首“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的就是当时阶层的。

  就连阶层本身,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特殊身份,撰写官场小说以示其中的不堪之处,比如魏文帝曹丕的那篇《蒋济亡儿》。蒋济是朝中担任要职的官员,他的儿子已经故去。有一天,故去的儿子托梦给母亲说,自己生前是卿相子孙,在冥界却未能延续殊荣,他们给自己安排的职位不仅低,而且工作特别累。如今现实世界的太庙里有个叫孙阿的人即将过世,但他在冥界的任职已经下来了,是握有实权的泰山令。因此,故去的儿子托母亲跟父亲蒋济说一说,让他走,找孙阿给自己在冥界换份轻松悠闲的工作。蒋济一 开始是不相信的,也没搭理这茬。冥界的儿子左等右等,又托梦给母亲,请她务必请父亲办理此事。蒋济无奈,带着钱礼来到太庙,果然找到了一个叫孙阿的人。蒋济赶紧将儿子托梦的话跟孙阿说了一遍,结果,这个原本康健的孙阿,不但不因为自己即将死去而伤心,反而因为自己到了冥界会做大官而高兴得不得了。当即就向蒋济拍胸脯,若是自己到了冥界真的能做大官,蒋济的儿子想换什么工作都给安排。收了蒋济的钱礼后,孙阿真的就因为心脏突然疼痛闭气,“按时”而亡。一个月后,蒋济那过世的儿子又给母亲托梦,说孙阿已经提拔自己做了录事,是一份轻松的文员工作。

  《蒋济亡儿》这个送礼求办事的故事,即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警示意义。除此之外,我们熟悉的唐传奇故事《南柯太守传》《枕中记》等,写的都是追名逐利的官场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某种意义上也可被视为当时的官场小说,比如那篇《促织》,喜欢斗蟋蟀,将征蟋蟀的任务分配到各级官僚,后者又将其以官役的名义下压给百姓,为了完成任务,老百姓不得不自己成为一只促织以完成任务。跟今天大不一样的是,这些古代的官场小说里,反腐英雄往往缺席。在集中的古代社会里,“”才是常态。

  很多人以为《老残游记》是一本游记,但其实它是官场小说,是刘鹗以老残的游历为主线,描摹了彼时的官场百态。在今天热销的《人民的名义》里,官员李达康一心扑在政绩上,哪怕自己手底下的官员涉及贪腐大案,他当下的反应也不是走司法程序积极,而是别影响政绩。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喜欢李达康,但古代的刘鹗就尤其不喜欢这样的官员,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就明确写道,这样的官员,仗着自己,刚愎自用,有时候也挺。

  在晚清的官场小说里,做官成了一门生意。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上海总巡原本来一家货店里学着做生意,后来,一家杂货店的小学徒从中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也千方百计想做官。《官场现形记》里说的更直白,“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其中的田小辫子这一角色,做生意发财后就捐了个道台,然后继续发财。